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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说“边界感”,他们在守护专业制作存款单什么

2026-11-23 07:36:50 |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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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说“边界感”,他们在守护专业制作存款单什么

“边界感”已成为年轻人处理关系时最常用的词之一。拒绝父母过度介入、下班后不回工作消息、在亲密关系里保留“专属领域”、用“搭子”替代高维护成本的社交……这些都是年轻人划定“边界感”的具体实践。但同样需要追问:边界感是否正在变成“体面的冷漠”,成为回避情感付出的体面借口?通过圆桌对话,我们试图理解:年轻人口中的边界感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守护了什么,又可能挡住什么?

对话嘉宾:

姚华松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张娜 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陈璐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说“边界感”,从您的学科视角来看,边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理论可以解释年轻人把“边界感”挂在嘴边的现象?

姚华松:边界意味着隔离、隔阂、领地意识,划出“我的地盘”“我的私域”,他人不容侵犯,内在指向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存在自我/他者、私人/公共、亲密/陌生、正式/非正式的基本区分。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包括个体化理论、剧场理论(前台后台理论)。个体化理论旨在表达现代社会中的人从传统集体中脱嵌,自己承担人生选择。以前,家族邻里伦理与规则会自动介入年轻人的日常,现在,年轻人作为个体会主动划出界线,保护自主,拒绝无度干预,边界是个体化自我的一道防线。前台是表演给外人看的公开形象,后台是放松与私密的真实自我呈现,边界就是隔开前台与后台,如果别人闯进后台(打探隐私、截图私聊),边界就破了。强调边界,就是守住后台不被随意围观与闯入,在不同社交场景切换舞台。

张娜:边界感的生成是个体自我成长的必要过程,贯穿于个体成长的各个环节。马克思在其哲学思想中多次强调批判的重要性,他将批判界定为: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其核心在于对观念意识所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梳理与明辨。吉林大学贺来教授在其著作《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中,主要针对解放的内在同一的形而上学元意识,提出了一种包容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各自独立原则的解放方案,并将其称为“边界意识”。这两种关于边界的讨论,与现代青年口中的边界感看似不同,实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一,年轻人对边界感的要求源于人的解放的需求;其二,我们不应简单地赞同或否定边界感诉求,而应对其社会历史条件加以划定与澄清。

陈璐:边界自古有之,并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形态。当代青年所讲的“边界感”,更多指向人际交往中的社交边界,即对彼此关系距离、介入程度和交往权限的自觉把握。边界不是关系之外的围墙,而是关系之中的规范。“边界感”概念的流行,可以用多个理论进行阐释:家庭系统理论聚焦原生家庭场域,解释子女在父母过度介入的共生环境中推动自我分化、建立主体界限的内在动因;关系辩证理论锚定亲密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揭示边界协商是主体调和自主需要与情感联结需求的实践方式;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人为性、不确定性和个体化特征,为从宏观结构层面理解边界感的生成提供了理论解释;福柯规训理论则提供辩证视角——边界既是对微观权力侵入的抵抗,本身也蕴含自我规训、疏离亲密关系的风险。

中青报·中青网:有人觉得“边界感”体现了个人权利意识;也有人认为,过分强调边界,会让人变得疏离、缺少共情,会说“你太敏感了”“这点小事至于吗”。两种逻辑是否必然存在冲突?

姚华松:年轻人的思想与观念迭代更新很快,按照“压缩现代性”的理论,这是一个各种思潮与观念共存与共处的时代,年轻人对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父子关系、婚育观念、家族观念等有不同看法。在他们看来,工作就是工作,下班了,想关机就关机;我的人生我负责,传宗接代不关我事;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已故亲人,干吗要在坟头磕头烧香与祭拜。

不同代际的人,不同认知的人,当然有不一样的理解与实践。成熟的边界感会形成一道保护墙,会强化自我认同感,觉得我在做我自己,我不是在随波逐流、言听计从、逆来顺受。消极的边界感则一味恪守自己的主张与私域,不愿意与持有不同认知和观点的人进行妥协与商议,不懂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长期看可能会破坏甚至戕害已有或既存的人际关系,进而把自己陷入一种孤立的境地。这种情况下,虽然年轻人的初衷是为了做自己,但结果是被异化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显然对自己的全面发展与成长不利。

张娜:不论是所谓的“个人权利”还是所谓的“关系疏离”,更多的是个体在当下所处位置中的自我认知和感受;而个人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又随着个人自身的成长以及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而是个人这个“圈”(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中的“圈”)在社会关系网中不断移动的过程。

陈璐:这两种逻辑指向边界的两种形态。冲突不在于边界本身,而源于人们对边界形态和适用限度的认知差异。将边界感视作权利意识,意在拒绝他人随意侵扰、评判与裹挟,抵制借人情之名侵占个人隐私、选择权与情绪空间。而对边界催生疏离的担忧,针对的也不是边界本身,而是将边界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成熟的边界观应是权利与责任、独立与联结、自主与共情的统一。成熟边界观在维护主体自主的前提下,保持开放互动与双向交流,推动交往关系朝着平等、良性、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消极的关系疏离则是把边界当成隔绝的盾牌,主动关闭沟通通道、取消情感回应,边界也由此从关系规范沦为自我封闭的防御屏障。

中青报·中青网:传统文化里,人情、情义本身就带有弹性,很多时候边界是靠默契而非明确规则、标准维持的。今天,过去这种有弹性的默契转向“言说式边界”,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姚华松:边界从社群默认的共识,转化为个体自主申明的权利,是年轻人权力及权利意识的彰显与表达,年轻人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传统认知的时候,他们会开诚布公地表达出“这是我的地盘”。从前模糊式的默契或默认,部分时候对年轻人不够公平、不够友好,年轻人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对方进行协商、交流、谈判,是更为明确化的协商机制。这整体反映出青年一代主体性的崛起。

张娜: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并非只是依靠默契达成,它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基础和社会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它们曾经也是“规则标准”,只是这些“规则标准”在现代人看来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事实上,那些不言自明的交往方式,只要符合个体当下社会成长要求,依然是“默契”的达成;现在之所以出现所谓的“言说式边界”,更多是由于个体在自我成长过程中,面对当下新的社会环境,遇到了新的问题。曾经的“默契”开始不适用,人们需要重新审视当下的关系模式,并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调适,这正是新的“默契”建构的过程。

陈璐:这种转变至少意味着三层变化。第一,边界主体从“关系中的角色”转向“关系中的个人”,个体不再完全由子女、朋友、员工等角色定义,而是要求保持不被角色身份完全吞没的相对独立人格。第二,边界维持方式从“彼此揣摩、察言观色”转向“明确表达、双方协商”。现在年轻人更倾向于把权限说出来、把规则谈清楚,原本被默契掩盖的分歧也更容易显现。第三,边界依据从“人情惯例与身份伦理”转向“个体权利与平等共识”。过去边界是否正当,往往取决于辈分高低、关系亲疏、面子大小,当下年轻人更倾向于以个人权利和对等尊重作为边界是否合理的依据。

中青报·中青网:代际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话语权并不平等,一些边界冲突是否属于权力关系的外化?年轻人在这些关系中亮明“边界”,应该怎么理解?

姚华松:各种关系的本质指涉就是权力关系。针对不对等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年轻人亮明“边界”,旨在表达他们不认同过往的旧观念、旧认知与旧伦理,他们试图通过协商,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进而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渴望被更公正地对待,渴望活出自己来,试图建立一种新伦理。

张娜:首先需要认清问题本身的前提性条件,那便是代际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生成。一旦确认这种关系,同时就包含了对特定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认。接下来,要加以澄清的是这种“话语权不平等”的源头。这种不平等是来自特定社会角色本身,还是来自扮演这一角色个人自身。如果是源于后者这就不是一种“代际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话语权问题,而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话语权不平等”就要从社会角色本身的责任与义务之中寻找答案。因此,年轻人“亮明边界”时需要弄清的是,这个边界是亮给谁的?是另一个人,还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这两种情形所指向的内涵和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陈璐:不能把所有边界诉求都还原为权力对抗,对抗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关系本身。一方面,亮明边界是一种温和的主体性表达。年轻人并非否定长辈、教师、管理者的身份与责任,而是区分合理引导、必要管束和超出权责范围的侵入。另一方面,边界表达的效力受制于关系内部的权力落差,双方话语权、身份地位不对等,边界诉求难以像同辈关系那样双向协商、彼此尊重,诉求能否被接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位者的包容度。若只有下位者守边界、上位者随时越界,那就不是边界的问题,而是权力关系的伪装。

中青报·中青网:数字文明重塑了新的交往场景,数字文明下,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什么样的边界伦理?它对青年的文明素养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姚华松:下班了,员工没有及时回复领导信息,这很正常,需要被理解;妈妈想发布女儿的图片到朋友圈,需先征得女儿的同意;对未经查实的消息,不要随意转发或扩散;公共讨论可以辩论,但拒绝人肉、网暴、断章取义,要守住公共空间的底线。年轻人要有数字自知素养,意识到线上塑造的形象也是自我的一部分,要增强识别隐私风险的能力,能读懂线上的潜台词,掌握跨圈沟通能力,增强媒介辨识能力,尊重线上文明秩序。年轻人既要守住自己,也懂得尊重他人,用协商代替默认,用审慎代替放任,在数字世界里重建有温度、有分寸的交往方式。

张娜:数字文明的边界问题有两个面向。一是个人与数字世界的边界问题。数字文明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使得个体的工作、生活、社会交往被全方位地卷入虚拟世界之中。对于青年来说,个体在自我成长中尤其受到数字技术的深入影响,其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莫过于在虚拟世界中所呈现的自我英雄主义、个体发展定制,以及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全方位助力。二是个人与真实世界的边界问题。当个体在虚拟世界中的自我建构越来越完善,与真实世界的边界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牢固。这才是导致社会关系冷漠的重要隐患。

因此,青年更需要处理好与数字技术、虚拟世界的边界问题,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自我发展助力,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构建自我孤岛。青年要用好数字技术,又要避免数字技术的主宰;要借之以增长自身,避免因之而失去社会实践的核心能力;要借之以丰富自我之精神,避免因之而消解自我之精神。

陈璐:数字交往打破了线下交往的时空限制,带来场景叠加、永久在线、信息留痕等新变化,要求建立情境化、可协商、可救济的边界伦理。情境化意味着边界应因场景而异,不宜作一刀切式划定;可协商要求边界在关系互动中获得动态同意,而非单方设限;可救济则强调越界后须有修复与救济机制,不能仅寄望于个体自觉。落到具体场景,至少应守住四类边界:信息边界上,要审慎对待截图转发、信息分享等,防止隐私与数字足迹泄露;关系边界上,在添加好友、创建群聊、私信聊天等场景中应提前标明目的,尊重关系亲疏;表达边界上,公共讨论不以玩梗之名伤人,尤须抵制网络暴力与人肉搜索;时间边界上,应尊重离线权与休息权,避免无度侵扰。

中青报·中青网:在社会治理层面,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分寸:既尊重个体自主这一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又防止边界意识滑向情感冷漠、责任与共情的弱化?

姚华松:年轻人的边界感增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们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表达自己的边界无可厚非。社区、学校、家人应该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创设青年友好型社会,懂得协商的重要性,不要动辄给他们扣上“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精致利己”的帽子。社会也要积极引导,让他们在自我表达与呈现的同时,也乐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活动,让他们重视“附近”,关心周边及社区人,不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张娜:数字社会的建设既要为个体发展助力,又要警惕个体孤岛的出现。虚拟工具可以缓解情绪,但现实社会关系的问题,只有在真实的社会交往实践中方能解决。这既是个人自我发展的实践问题,亦是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重视数字社会的建设,尤其重视数字文明对感性对象性的现实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中的发展,更有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陈璐:平衡的核心在于区分正当的自主权利与无限的边界主张,引导边界意识成为维系关系的标尺,而非隔绝彼此的壁垒。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保障个体的自主权利,夯实边界诉求的正当根基,不能以集体、人情或大局为名,默许对私人空间和个人意愿的随意侵入;二是明确边界意识的适用限度,倡导共生取向的交往伦理,边界不能异化为回避责任、拒绝共情、漠视他人困境的借口,鼓励必要的互助与担当;三是校准公共话语的价值导向,营造理性包容的讨论环境,既不将青年简单贴上“自私冷漠”的标签,也不把越界干预包装成“善意关怀”。

(选题策划:施毅敏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1月23日 06版

新华通讯社出品

(责编:牛镛、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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